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但在实际操作过程中，他们遇到了困难。宋陶认为，遗产管理人制度出台后，相应的细则还没有配套跟上。他回忆，房子办理过户时，房屋产权管理机构找不到配套的法条和法律依据，房产分给顾氏三兄弟到底属于买卖所得，还是法院判决？他只能和机构解释，这是新的制度，在这个案件中，民政局作为行政机关分配遗产，从而可以对房屋进行处分。民政局为此写了书面情况，最后以代理人的身份，办理了过户手续。
截至2024年3月31日，三中院受理治安处罚二审行政案件247件，占全部行政案件比重约为10%。从每年的受理案件数看，2019年至2023年总体呈增长态势，预计2024年仍将保持在近五年的平均水平。从案件辖区分布情况看，治安处罚行政案件数量与辖区面积、人口数量呈现正比例关系。从审判结果上看，公安机关作出行政处罚的准确率和一审法院裁判的准确率呈现“双高”态势，反映出公安机关与一、二审法院执法尺度和裁判尺度比较统一。
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法学院教授肖建华曾在接受《人民法院报》采访时提到这一案件中“利害关系人”的含义：“利害关系人的范围，在法律和司法解释中，一般限定于继承人、受遗赠人和遗产债权人。继承人和受遗赠人，是由法定继承或遗嘱确定；而遗产债权人则由司法文书或合同等法律文件确定。而本案中，人民法院认定对被继承人尽到主要扶养义务的申请人，可以作为‘利害关系人’申请指定遗产管理人。人民法院在这个案例中，扩大解释‘利害关系人’的范围，并据此对遗产纠纷进行裁判，丰富了民法典‘利害关系人’的内涵。”《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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